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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痛感力

                                                    玄木

全国哀悼日第一天,重庆的《旅游新报》“别出心裁”,设计了一套“灾难性感写真”,找了几个美女清凉入镜,以断壁残垣为背景,打着“汶川抗震特刊”的旗号,将其专题堂皇为“废墟重生”。这一无良举动立刻遭到国人的指摘与唾弃,有关部门也迅速对《旅游新报》做了严肃处理。

国人大可以说《旅游新报》整个团队脑袋都坏掉了,但仔细一琢磨,坏掉的脑袋并非没有逻辑。逻辑是根贯穿一系列动作的红线,这根红线一旦固定,就等于有了个“纲领”,就等于有了接下去动作的惯性。而《旅游新报》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商业逻辑,就是首先要博出位。在商业逻辑下,媒体会有个心照不宣的“封面法则”:能吸引眼球的封面总是年轻的比老的好,漂亮的比丑的好,富人比穷人好,死人最好。而媒体追逐的新闻内容就变成围绕着性、谎言、暴力……如此一来,《旅游新报》凭着惯性,顺着红线找到了灾难与性感结合的商业生长点,他们兴奋不已,早忘了这个世界还有所谓的情感逻辑。

其实,如果去深究,情感是一条红线,但没有太多逻辑可言,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很难说出你爱他的逻辑。有些共通的情感,比如物伤其类,哀哀而鸣,这根本无需逻辑判断。无需判断的东西,我们叫做底线,也就是道德伦理。在碎裂的当代,个人原子化,意义和道德作为传统的凝聚力减弱了不少,大众传媒成了原子化、片断化社会生活中得以保持整体感觉的主要途径。人们很多时候通过媒体去感知,媒体拥有话语权,就意味着要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责任感源于我们要对自己的对所作所为有明确的意识,有明确的担当。你要去担当,首先是否要学会感同身受?四字而已!如有这四字,谁会木然,甚至欣味于同类之苦痛?只是这个世界我们处处寻求快感,任何事件都可以拿来恶搞,任何言语都可以说得轻飘。疼痛是我们所拒斥的,表面的修修剪剪总好过拿起触碰神经的手术刀。但让我们成为道德主体的恰恰不是人的理智,尊严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而是感受痛苦的能力。

在真实的灾难面前,就算是井底那只蛙,抬头看到的也是同一块天,即使执意要做孤岛,你也无法自全。那种痛感是任何人都无法抹去的。灾难就是灾难,绝不是能够处理成快感的痛感,伤口比哭更深,只是如数记下便已浑身悲凉。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任何对痛感的修饰碾过的都是人的血肉之躯。这一次,就让疼痛以真面目示人,我们一起感同身受。


在一片废墟上呼愁
                                                                                 玄木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近日访华,在北大演讲后,他去了绍兴寻访鲁迅故居,最后一站是上海。这位在文学评论界与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的作家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强调自己一直在关注汶川大地震,他说:“我能理解你们的悲伤和团结”。对帕慕克来讲,这绝非一句客套话。1999年,帕慕克亲身经历了伊斯坦布尔大地震,他在收录有他的随笔、访谈、讲演和一个短篇小说的集子《别样色彩》中多次写到那场灾难。其中一篇就叫《地震》,写得生动而残酷,“我的床,离书桌有三码远,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来不及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那日的第一次震动“持续了四十五秒,夺去了三万生命”。他感觉到,“地震使每个人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了,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一般。”

不单单是写地震中的伊斯坦布尔,这么多年来,不管是《白色城堡》还是《我的名字叫红》,或是自传体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的书中千篇一律的核心角色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城——伊斯坦布尔。他说:“伊斯坦布尔就是我的命运。”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这座城对帕慕克而言一直是一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而这种忧伤就是帕慕克所说的“呼愁”,“呼愁”是土耳其语“忧伤”的音译,中文翻译借用了宋诗元曲:陆游的“一窗残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乔吉的“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如烟缥缈的忧伤在帕慕克那里变成可见的一道道伤痕:隆冬停泊在废弃港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拜占庭帝国崩溃以来的城墙废墟、清真寺中庭贩卖宗教读物的老人、飞过马尔马拉海时俯瞰整个城市的鹳鸟……但这在帕慕克看来,并非不可触及的伤痕,而是整个城市的记忆,忧伤“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对于帕慕克的忧伤,更为准确的理解其实是乡愁,并不是说帕慕克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这一空间之外,恰恰相反,他一直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栋公寓里。他的乡愁就好像说到家乡,大家想到的与其说是一个空间,一个地方,或许更不如说是一段时光,是对时光再也回不去的感叹。帕慕克不是把家乡理想化,而是对现实转过身去,对正在死亡的东西转过身去,无论到哪里——无论哪块大陆,哪个城市,哪种职业,哪一次爱情——他都能找到他的家乡,那个生命诞生和复活的地方。

还是在《别样色彩》里写到伊斯坦布尔大地震的文章,这篇名叫《与伊斯坦布尔作对的地震》,帕慕克写他看到一个人在灾难后的街道上蹒跚前行,他问自己,为什么人们,包括我都不离开呢?“答案是,因为我无法想像不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样子。”我们根本无法忘记承载记忆的城市,即使废墟一片,即使满是回不去的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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